紅磡黃埔區的由來及發展(一)

黃埔、黃埔新邨及黃埔花園名字來自在該區建立的黃埔船塢。在未有黃埔船塢之前已經有紅磡村。在黃埔船塢成立前一年即1867年，紅磡村有村屋44間，耕地31畝。

香港造船及維修船隻這些稍具規模工業的出現，完全是與港口的服務有關。1843年香港建成了一艘重八十噸的船，由於港口服務擴大的需要，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本港已先後成立了太古、香港黃埔和海軍船塢三大造船廠。以規模而論，首推成立於1863年的香港黃埔船塢公司(Hong Kong & Whampoa Dock Co. Ltd.)。

這間公司是由怡和洋行與大英輪船公司及德忌利士輪船公司合併而來，資本二十四萬元，收買了由英國人最早在廣東建立的高柏(黃埔)船塢(Couper Dock)及阿巴甸船塢(Aberdeen Dock)。1865年它又收購了林蒙船塢(由Captain John Lamont擁有)和賀普旱塢(Hope Dock) 。1870年再收購於仁(聯合)船塢公司(Union Dock Co.)，並把資本提高至一百萬元，十年之後的1880年，它又與大角咀的四海船塢公司(Cosmopolitan Dock Co.)合併，實力更是雄厚。1888年，香港黃埔船塢公司在英國海軍部的協助下，於紅磡建立一個可以容納英國海軍最大船艦的新船塢，令紅磡地區開始受人注目。

隨著勞動人口增加，至1875年已增至75間屋，但耕地面積減半。1873年《香港地租稅收名冊》顯示，紅磡村內有39間屋，包括一間未啟用警署、一間學校、6間香燭店、兩間木匠住宅，另有水果店、理髮店及雜貨店各一間，其餘為住宅。1875年有更多房屋落成，包括今天位於差館理的觀音廟和廟祝房屋。

1900年代九龍船塢(黃埔船塢俗稱)平面圖。

到十九世紀末，它僱用的工人總數約三千五百至四千五百，擁有紅磡、大角咀及石排灣三個船塢，共九座造船台，起重架吊裝拉力為100噸，能夠建造700英尺長的船體。根據資料紀錄，1899年它建造了二十一艘船舶，而1900年僱用工人數目為四千五百一十。其後，它不斷擴張，1910年時的資本額為三百萬元，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香港黃埔船塢公司的資本更增至七百三十萬元。這間公司當時的業務，已不限於到港商船，而是擴展至整個遠東海面上的大小船隻，為它們提供必須的維修服務。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黃埔船塢。

紅磡區有三條街以黃埔船塢的總經理命名：機利士路(Gillies Avenue)(後分為機利士南路(Gillies AvenuesSouth)及機利士北路(Gillies Avenue North))、曲街(Cooke Street)及戴亞街(Dyer Avenue)。

機利士路(Gillies Avenue)是由尖沙咀至紅磡。機利士南路由暢運道及紅磡道南交界向東北方跨越戴亞街、蕉湖街、差餉里等至佛光街。而機利士北路由鶴園街交界向東北方至庇利金街。這兩條街道是紀念大衛機利士(David Gilles 1832-1902)。機利士路原名慶隆里，於1898年1月15日才改名，開始紅磡改名與黃埔船塢有關人物的慣例。

從暢運道及紅磡道南交界向東北望向機利士南路。(2012年拍攝)

從蕪湖街交界向東北望向機利士南路。(2012年拍攝)

從鶴園街交界向東北方望向機利士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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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拱街交界向東北方望向機利士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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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柳街交界向西南方望向機利士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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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機利士南路653-659號外向西南方望向機利士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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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石塘街交界向南方望向機利士北路。

(2012年拍攝)

1832年11月23日，機利士生於蘇格蘭的伯肯(Barrhead)，出身學徒，花了5年便升至格拉斯哥史密夫羅渣公司的經理。1865年他當時在登巴頓工作，簽了鐵行船務「建豪號」(Glengyle)的總工程師合約，遠渡東南亞，準備接替香港亞巴甸船塢((Aberdeen Dockyard)在香港仔，1859年成立，1865年被黃埔船塢收購)的那蒙(John Lamount)的工作。

雖然「建豪號」到港時那蒙不在香港，但黃埔船塢的情況轉壞，被鐵行船務投訴維修質素惡劣，又傳管理層貪污，主管米圖(Minto)被派往香港，並安排機利士擔任船塢監督。他發現本地工人技術了得，只欠缺管理。他一方面加強培訓技術工人，另一方面改善工作效率。兩年內，生產較之前增加一倍。他在黃埔船塢工作7年，總公司的主要盈利來自他管理的船塢。1872年米圖退休，公司委任羅拔鄧肯(Robert Duncan)主管亞巴甸船塢，由於表現差的鄧肯被垂青重用，加上加薪安排，所以令機利士黯然離職。

1875年奇士域(Keswick)接任渣甸洋行主席。他上任後查核黃埔船塢的賑目，鄧肯自始稱病沒有上班。於是奇士域找機利士重返黃埔船塢。機利士上任後發現米圖仍然支薪，與鄧肯及魯沙路(Manuel Joaquim Rozario)瓜分款項。奇士域在黃埔船塢股東大會宣佈由機利士接替鄧肯。及後鄧肯及魯沙路因違法被檢控。

1876年11月機利士因被指在船塢踢死一名工作表現差的苦力盧亞隆而被捕。陪審團決定事件是意外。1877年機利士擔任特別陪審團。擔任的其中一個資格是有高尚品格或是居港高人、銀行家等，可見他們是非富則貴，當時的特權階層。從1876年起他是秘書，並且是多間上市公司的董事，如香港磚和英泥有限公司。1897年他榮升為黃埔船塢的總經理。同年中環填海，政府成立碼頭委員會，由工務司任主席，機利士任委員，負責計劃及協調工作。1898年1月15日政府將慶隆里改名為機利士路。1900年7月26日他委任為公務員薪酬檢討委員3人小組委員，檢討公務員薪酬。

機利士於1901年6月在股東大會宣佈退休。在他任職黃埔船塢，公司為香港政府承造了多艘蒸汽船及醫院船，使黃埔成為政府御用造船師。他重組香港工程師和造船師學會，連續9年擔任會長。他在1902年4月12日返回蘇格蘭5月27日因心臟病去逝。黃埔船塢在「羅拔曲嘉號」退役後以「大衛機利士號」代替。

曲街(Cooke Street)由漆咸道南向東南方至機利士南路，是繼機利士後另一位黃埔總工程師被賜街名。雖沒有曲街確實命名日期，但從各種政府文件推斷是命名於1902年。

從機利士南路交界向西北方望向曲街。(2012年拍攝)

從獲嘉道交界向西北方望向曲街。(2012年拍攝)

從老龍坑街交界向東南方望向曲街。(2012年拍攝)

從馬來街交界向西北方望向曲街。(2012年拍攝)

從漆咸道北交界向東南方望向曲街。(2012年拍攝)

羅拔曲嘉(Robert Cooke)於1840年生於紐樸柔的蒙茂特郡(Newport, Monmouthshire)，父親擁有一所造船廠，曲嘉跟父親學藝，於1860年往遠東發展，曾在馬來亞的檳城的船塢工作，後轉往新加坡的船塢。1874年到達香港。最初受僱於西環山市船台(Sand’s Slip)，1878年轉往大同船塢(今天的大角咀)。1880年曲嘉加入黃埔任九龍船塢經理。他是機利士的副手，當機利士離港，他便是署任總經理及總工程師。1887年他擔任特別陪審團。他與黃埔員工關係良好，特別是受華藉員工歡迎。曲嘉是香港工程師和造船師學會及九龍足球會會長。他熱愛出海，是香港遊艇會會員，歷任船賽評判。曲嘉身體狀況欠佳，是長期病患者。他在1901年9月28日病逝，下葬香港墳場。1902年12月黃埔的拯救船以「羅拔曲嘉號」命名。

戴亞街(Dyer Avenue)由船澳街向東南偏東跨越紅磡道隨不斷填海而伸延至海邊。街名於1930年1月17日刊憲命名，以紀念黃埔船塢第三位總工程師戴亞(Robert Morton Dyer)。

 從船澳街交界向東南偏東方望向戴亞街。(2012年拍攝)

從大環山報案中心外向東南偏東方望向戴亞街。(2012年拍攝)

 從環海街及海逸道交界向西方望向戴亞街。(2012年拍攝)

戴亞父親亨利戴亞博士於1873年在日本教授工程學，是首位日本教授工程學的英國人。戴亞生於日本東京，在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接受教育，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工程學院，出身名門。畢業後任職於以造船出名的巴旗居利公司(Barclay Curle & Co.)，1909年1月以顧問身份訪港，調查黃埔運作。戴亞很快就習慣香港的船務圈子，出入軍部和海軍的俱樂部，7月完成報告，不久黃埔總經理羅拔米曹(Robert Mitchell)辭職，幾日後戴亞返格拉斯哥，安頓一切後，10月回港出任總經理。

戴亞上任先將公司位於中環的辦事處及繪圖部遷往紅磡，每年省回5500英磅，又將船務業擴至岸上，為九廣鐵路、啟德巴士和香港電車建造車卡，並成功投獲馬會看台的鋼架建造合約和東角雪廠鋼架工程，亦為本地生產鍋爐。1913年他獲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同年10月22日與盧頓小姐在聖翰教堂結婚，由海軍牧師娒老登(Rev. A. C. Moronton)主持婚禮。

戴亞經歷黃埔船塢的輝煌時刻，船塢最大工程分別是於1919年8月和10月下水的兩艘戰艦。「轟炸號」(War Bomber)淨重8千噸，由署理港督施動和黃埔總裁遮打於1919年8月1日主持下水禮。該戰船長400呎、闊52呎、吞水31呎，為黃埔當時所造最長的船。兩個月後，「勇敢號」(War Trooper) 則由港督主持下水禮。為此戴亞籌組黃埔周年舞會，假黃埔船塢內的大禮堂舉行，場內橫額寫上由1866年至1919年的歷史紀錄。來賓非富則貴，包括港督、高官和富商，可見戴亞社交活躍，自此黃埔每年舉行周年舞會。

黃埔船塢的規模可以建造或維修戰艦。

1920年戴亞成立九龍船塢(黃埔船塢俗稱)海浴場，並舉辦游泳比賽，後來更成為恆常活動。1923年又舉辦歌舞劇演出，增添另一項恆常活動。1922年10月戴亞被選為香港拳擊協會主席。

1921年底至1922年中遇上罷工和船務業衰退，黃埔業績倒退，只靠匯率支持盈利，在1923年3月周年股東大會上被施仕(Kelly Sayce)炮轟，並追問黃埔的前景。定例局議員博斯亦詢問航空業發展對走下坡的船務業影響，又警告不要把黃埔成為華工的天堂，工人工作時間短但人工高。他的工關能力了得，8月25日在《孖剌西報》安排走訪黃埔船塢一文，筆名「航海者」描述黃埔船塢的工作繁忙，內容有賣廣告成分。

1924年4月曲街一列舊樓拆卸，一批黃埔船塢和青洲英泥的華工無家可歸，發起罷工。船塢7成工人支持。業主是華人，涉及500名工人。事件弄至訂例局討論，戴亞無奈與工務司商討處理辦法。船塢承諾安排員工往其他地方住宿，才開始拆卸舊樓，事件告終。1924年黃埔成功為啟德巴士建造車身及安裝引擎，巴士行走碼頭至九龍城。

1924年黃埔業績未見好轉，戴亞在1925年3月的周年股東大會上要求推出新股，集資興建一個1200呎長的旱塢，建議獲通過。1925年黃埔首次錄得巨大虧損達50萬元，要由儲備支付。在1923年3月周年股東大會上發出警告的施仕再次抨擊公司在船務業低迷下仍開支達5百萬元，要求成立委員會作深入調查。戴亞在回應時將責任全推在罷工事件上。至於建造旱塢，戴亞建議以擴建一號軍塢取替。股東大會接受戴亞的解釋和建議，但通過施仕建議成立調查委員會，施仕取笑戴亞說：「這是你14年前的專長。」1926年黃埔失去在新加坡興建大型浮塢的投標合約。

1928年，黃埔稅前盈利只有20萬元，強差人意。黃埔只有走回舊路，希望擴建一號船塢工程。1929年9月，董事局同意有關工程。在財政緊絀下，只退而求其次，只擴建闊度，比太古闊些，費用只是65萬元，希望增加競爭力，作最後一撃。建造其間，船塢仍舊運作，雖不時發生工業意外，終依期完工，在1931年1月接載「日本皇后號」入塢。

1930年戴亞除了獲授CBE勳章，亦獲賜街名。各大報章均布報導仔在香港的社會公職，如拳擊會、足球會、聖安德魯會和工程師學會會長。可惜這是他告別黃埔和香港的預演。

連續7年未能拯救黃埔的業績，董事局成立一非正式調查委員會，調查黃埔的管理。調查發現戴亞用人為親，7 名外籍員工做一各管倉員工作，因此解僱6人。公司員工來自拳擊手、槍手、風笛手，如拳擊會、槍會、聖安德魯會的分部、戴亞的王國。委員會建議多發1年薪酬，即5千英磅請他辭職。他辭職一事，待戴亞夫婦回英途中才報導。他返英後兩年，太太去逝。1936年5月戴亞在家離世。

紅磡炮台與九龍船塢炮台

開埠三十年後，香港漸次發展成為華南的主要轉口港，為防範其他歐洲列強威脅，英軍自1870年代起即在維多利亞港兩旁修建炮台以防止列強侵佔香港。由於當時英國尚未租借界限街以北的「新界」，紅磡遂成為海港防禦的重要地區。從1878至1880年起，英軍先在黃埔船塢的南端興建了一座「九龍船塢炮台」(置三門9吋口徑前膛炮)保衛港口，後於1890年代初在大環山上建成另一座「九龍炮台」(置一門先進的9.2吋後膛炮)以攻擊從鯉魚門入侵的敵艦。不過隨­「新界」於1898年租借給英國，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九龍東部的海港防禦重點轉移到地理位置更佳的魔鬼山上。紅磡的炮台自此棄用。1988年興建黃埔花園百合苑期間，工人在建築地盤內發現一門於1872年鑄造的9吋前膛炮，大炮的碑記雖說明該炮來自在黃埔船塢維修的一艘英艦，惟從其出土地點及大炮的型號來看，該炮屬「九龍船塢炮台」的可能性更高。若以上推斷屬實，該地附近或許仍埋有同炮台的另外兩門大炮。

1920年代黃埔船塢對出的大口環海灘是不少船塢職員游水的地點。

在那些年，沙灘浴場

(Bathing Beaches) 以交通便利程度來區分主要由那些人士使用，一些遙遠又沒有公共交通服務的沙灘浴場主要由擁有摩托車的富貴歐籍人士使用，這些沙灘浴場的設施例如用草棚搭建的更衣室皆由殖民地政府資助及由工務局負責興建，並由殖民地政府直接管理及提供救生員，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淺水灣沙灘浴場及青山灣沙灘浴場，其中後者可以經沿途風景優美的青山公路或粉嶺駕車到達，一些居住在九龍的富貴歐籍人士更在沙灘浴場興建用木材或草棚搭建的單層渡假屋，在這裡享受週末及假期，就正如上文所提及當年還未進行填海的尖沙咀海灣一樣；另一類沙灘浴場是其位置就近市區又有公共交通接駁，主要的使用者為相對比較貧窮的歐籍人士(如葡萄牙人)、歐亞混血兒、中國人、印度人及菲律賓人等，比較有代表性的有紅磡大環沙灘浴場及北角沙灘浴場，這些沙灘浴場因「財政緊縮政策」於1931年4月起不再享有殖民地政府的任何資助，這樣因而引起民間有關歧視無財無勢人士之極大反響。

縱使民間有所不滿，殖民地政府繼陰乾這些平民沙灘浴場後，於1931年7月決定關閉紅磡大環沙灘浴場及北角沙灘浴場，其實說穿了是為這兩個地方填海而鋪路。而最詭譎的是殖民地政府在1931年較早時候已經把前濱權出讓給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即今天海逸豪園的一帶位置)，這引起「九龍居民協會」("Kowloon Residents' Association") 強烈的抗議。)

另外，有兩條街亦因黃埔船塢而命名：

船澳街(Dock Street)是東北西南走向，連接戴亞街、橫跨蕪湖街及德民街至寶其利街。

黃埔街(Whampao Street) 是東北西南走向，一端連接寶其利街，另一端則至紅磡南道行人路，汽車不能貫穿。原因相信是早年黃埔街對出是紅磡灣，後來紅磡灣填海發展而形成的情況。

參考資料：《香港工程考II：三十一條以工程師命名的街道》馬冠堯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