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與香港(一)

雖然早年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但有不少葡萄牙人居住。1842年香港開埠，當時在澳門的英國駐華商會辦事處搬至香港，其中有一部份是葡國人，成為第一批來港的葡萄牙人。由於葡萄牙人在16世紀已在亞洲，到香港開埠時已生活了三個世紀，落地生根，後代精於當地語言。由於當時華人不懂英文，英人不懂亞洲國家的語言，於是葡萄牙人就甚為吃香，所以早期葡萄人在香港大部份都是做翻譯文員，翻譯中英文、馬拉語、印度語、孟加拉語等等，可說是香港及英國之間的管治橋樑。可是，葡萄牙人這個優勢亦成為缺點。因為這批葡萄牙人已是「亞洲化」，英國不視之為歐洲葡萄牙人，所以香港葡萄牙人一直都不能登上政府最高層，地位高於華人，低於當時居港的英、法及德人。

以下是一段影片有不少早期葡人在香港的相片：

本來香港葡人不算多，但經過「亞馬留事件」及「甲戍風災」後，大量葡人就遷到香港。亞馬留是澳門第一任總督，曾趕走澳門的海關及官員，取得澳門的統治權，葡萄牙政府視之為英雄。不過，在1849 亞馬留被村民刺殺，澳門政情大亂；至於1874年「甲戍風災」，幾乎摧毀整個澳門，死了5000人，是全市1/3人。兩件事件發生後，葡人覺得澳門滿目瘡痍，就轉到香港發展，在1880年代，全港大概有1700多個葡人。1907年人口統計顯示，葡萄牙種族有2307人，當時英國種族有3709人。1921年人口統計顯示，葡萄牙種族有2057人，而當時英國種族有7889人，葡萄牙人在二次大戰前是歐洲種族的人數中排行第二。

在19世紀末，葡萄牙人在中環近山圾的地方居住，大概是堅道至卑利街一帶。葡萄牙人一出世就要領洗成為天主教徒，假日要做禮拜，所以他們興建了很多教堂，方便自己崇拜天主，如堅道的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另外，葡萄牙與其他民族如猶太人、波斯人不同，他們視香港為家，於是小孩比其他族群多。所以，堅道一帶很多歷史悠久的名校，都是葡萄牙出資興建，如聖約瑟書院(早期在堅道9號)、嘉諾撤聖心書院等。

聖約瑟書院書院前身是成立於1860年的聖救世主書院（St. Saviour's College），是葡資私立學校，原址位於砵典乍街。當時的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高主教神父（Father Timoleon Raimondi）說服了羅馬教廷派出喇沙會修士到香港殖民地。1875年11月7日，第一批共六人的喇沙會修士來到了香港。他們把學校改名為聖若瑟書院。


嘉諾撒聖心書院創立於1860年，是香港第一所女子學校。原名意大利修會學校，後易名為嘉諾撒學校。1960年，為免與其他同名中學混淆，再易名為嘉諾撒聖心書院。

大多數家庭也有一個更大的社區的一部分，在香港仍連繫到教堂, 但在文化上與其他群體分開。作為一個中國觀察者於20世紀20年代寫道：


“...，有相當大的葡萄牙人社區居住附近的主教座堂附近， ...蔓延堅道2-14號向上...，包括聖約瑟夫的露臺...，聖若瑟大廈， 羅便臣道4-10號, 在庇理羅士女子露臺 (現在羅便臣道5-25號)，寺街道的整個長度上，和摩羅廟交加街的一部分。 葡萄牙人社區形成了龐大的天主教社區的主教座堂堂區。”

他們多從澳門來港工作，包括大型的洋行，如怡和洋行，銀行如匯豐銀行及大型機構如大東電報局或香港政府。以文獻最早有紀錄在港工作的葡萄牙人是白理桃(Barreto)家族。Bartolomeu Barretto 是澳門的商人最經常與怡和洋行的老闆William Jardine及James Matheson有公文往來。洋行聘請他作為開拓英國與南中國貿易的中間人。他的兄弟Jao Antonio Gonsalves Barreto及姨生Bartolomeu Antonio Barreto也為怡和洋行工作。Bartolomeu Antonio Barreto 用他對葡萄牙及中國的知識為公司處理在鴉片戰爭前的商業包括船員與中國官員糾紛。1895年Barretto 家族在今天文華東方酒店的位置成立 Barretto & Co.，從事貿易，包括由澳洲輸入麵粉。

1907年又成立了皇家釀酒廠(Imperial Brewing Co.)。釀酒廠位於黃泥涌，機器由F. J. Berry 先生由美國購入，並由他出任工廠運作經理。啤酒出口至中國不同的港口城市，不過由於產品質素欠理想或有其他加入的競爭者如Oriental Brewery，公司在一兩年後結業。(資料來源：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1908))

多數在香港工作的葡萄牙人從事翻譯員、文員、簿記及會計師。有些則從事印刷、賣買貨品及期貨貿易。

一位較特別的是Elvria Marques 女士。她是父親是澳門商人Eugenio Marciano Alvares。她曾在澳門為Pedro Jose Lobo一位有權力的商人及政客任私人秘書及在電燈公司工作。之後她在香港總商會任職總女秘書，管理達一百名葡萄牙女性職務員。

隨著香港經濟轉好，不少香港工作的葡萄牙人都得益。他們在香港社會都接受安守本份的位置。在工作上清楚分工令英國的行政人員、葡萄牙文職人員及中國勞工分開。1860年代所有英文報章由葡萄牙寫作而由英國人擔任編輯工作。政府的委員會由英國人由管理而由一兩位葡萄牙人任秘書。銀行及貿易公司由英國人任行政人員而葡萄牙任文員及簿記。其他公司及軍隊也是如此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

葡萄牙的習俗、家庭壓力及文化令他們不會往下層工作，而殖民地及公司政策亦形成阻礙不會讓他們走向上層社會階梯。從香港義勇軍亦可見社會上固有秩序。它有分隔的蘇格蘭、葡萄牙、中國及歐亞混血人士。義勇軍中便有兩團葡萄牙籍軍人。

1945年日本投降，一群剛由深水埗集中營釋放的葡萄牙血統的香港義勇軍。

他們都大多接受這種族的分野，因為他們大多接受現有的政府制度及沒有太大的野心。不過實際上他們亦會認為由於他們是澳葡人(Macanese)，是社會上層白種人與下層中國人之間的「夾心人」。

在家庭上，澳葡人婦女由於不是工作，接受她們是妻子及母親的角色，甚至是大家庭的管理人。由於是大家庭，大多數他們的居所是多層房屋。地下是起居室、廚房及工人房。一樓是親戚及較大子女的房間。二樓及三樓是主人、年齡較小的孩子甚至是嬰孩保母的房間。

葡萄牙家庭是較大社區的組成部份。何文田梳椏道便住了不少葡萄牙人。

二次大戰前的香港葡萄牙人社區生活與家庭生活差不多亦是與世隔絕的。由於香港日漸繁榮，澳葡人兒童多往九龍或香港島由天主教修會，如耶穌會、方濟會主辦的學校上學。亦有少部份澳葡兒童被送往澳門甚至上海上課。

主要能說葡語的兒童在學校會隔離於只說中文及能說多種語言如英文、法文、俄語、菲律賓語的兒童，這是基於文化及實際運作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