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薄扶林道墳場(二)

除了墳場埋下了一些去逝的有名商界基督徒，作為一個基督教墳場當然埋葬了不少教會枚者及對教會有貢獻的信徒。以下是一少部份人士：

 

尹維清(尹華川)

尹維清（又名華川，?-1877）是香港華人教會一位不太為人熟悉的宣教師。他原屬巴色會，曾在東莞李朗學校接受教育。其後受歐德理牧師（Rev. Ernest J. Eitel, 1838-1908）之邀，加入倫敦傳道會，先後在灣仔堂女校及男校當教員，兼任灣仔堂宣教師，1874年改任太平山堂傳道。他為後人知悉主要是因為他的兒子尹文楷醫生（字端模，1870-1927）及其姻親區鳳墀牧師（1847-1914）。

但若細察他生平的最後幾年，則知其實他對博羅宣教事工以至港澳教會均有著巨大貢獻。湯清（1911-1985）《中國基督教百年史》述云：

後來倫敦會按立尹維清為牧師，主理博羅會務。不久又派聶世忠、林伯和、李樹貴、劉鏡泉等去傳道。從此福音在博羅客家人中發展起來。

可見博羅地區宣教工作的發展與尹維清是息息相關的。

(資料來源：葉深銘：無名的傳道者──倫敦傳道會尹維清牧師與廣東博羅教會的開荒(1874-1877)，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2014年6月月報)

值得一提薄扶林道墳場裡可以找到一些墓碑前鋪上有花紋圖案的方形石材或不同色彩的瓷磚，反映以前較富裕或有一點社會地位的人比較注意先人墳地的佈置。現今的墳地設計反而從簡或較為公式化。

王元深

王元深(Wang Yuanshen, 1817 -1914年) 是廣東基督教信義宗禮賢會奠基者。生於廣東省東莞縣官湧鄉。自幼喪父，因家境貧寒而寄養在叔父家中，只讀過一年私塾。1832年16歲時，他隨叔父遷往歸善（今惠陽市）稔山墟，在其店中學做生意，同時也學文習字。1837年，王元深和別人合夥開了張東興商號，經營絨線、布匹等商品，生意頗爲興隆。1841年25歲時他與譚氏結婚。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中國和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開放五個通商口岸，英國價廉物美的洋布一下子充斥了中國市場。王元深的布店受到沈重打擊，無法繼續經營下去。1845年，王元深前往香港，在一家硫磺店裏謀得一份工作以養家糊口。當時店鋪所在的小街上有一個教堂，叫真福堂，每天晚上都有聚會，傳講福音，王元深有時也會過去聽聽。但因基督教不拜偶像，不祭奠祖先，似與中國文化傳統不甚相容，所以王元深將其視作旁門左道，不屑一顧。兩年後王元深所在硫磺鋪因經營不善而關門，他只好寄居在一位朋友家裏。

正當他生活無著之時，一位昔日基督徒好友劉甲前來向他傳講基督福音，並且把他介紹給郭實臘牧師（Karl F. A. C. Gutzlaff）。郭實臘是歐洲大陸，也是信義宗最早來華傳教的牧師，中文說得非常流利。在郭實臘的指點下，王元深終於明白人之罪孽深重，因此決志皈信基督。1847年，王元深受洗于郭實臘牧師，成爲基督徒，時年31歲。

王元深受洗後便積極獻身于傳道事業中，起初跟隨郭實臘在香港傳道，後來又到廣東各地散發聖經和基督教書籍。當信義宗巴陵會的牧師葉納青（Ferdinand Genahr）來華宣教時，王元深成爲他重要的助手。此後，王元深和葉納青走遍了廣東各個鄉鎮，一邊行醫，一邊傳道。雖然歷經艱險，常常遭到鄉人的淩辱，但他傳揚福音之志不改，服侍教會三十三年之久。

1872年，巴陵會與創辦于虎門的禮賢會合二爲一。是年聖公會議集股在廣東虎門鎮開設洋莊商鋪，王元深被推舉爲司理，此後他長期居住虎門傳教。1880年，王元深因染肝病，不能繼續傳道之職，遂辭職退休返鄉。

王元深是禮賢會的開創元老，德高望重，禮賢會曾經要按立他爲牧師，卻被他謙辭婉謝。他雖然無牧師之名，卻行牧師之實，退休後仍熱心傳福音。他的兩個兒子成年後都獻身於宣教事業，先後被按立爲信義宗牧師。王元深雖然沒有機會上學讀書，但他勤奮自學成材，著書立說，爲後世留下許多寶貴的資料，其中包括《聖道東來考》和自傳《曆艱明證記》等著作。

 

1914年，王元深以98歲高夀離世，葬于香港薄扶林基督教墓地。

 

王煜初

王煜初，是早期香港信義宗禮賢會牧師，慈善家。名沾輝，字炳耀，生於廣東省東莞縣官湧鄉，是中國第一代牧師王元深的長子。王元深是信義宗禮賢會的牧師，因爲妻子早逝，便把兩個兒子託付給德國籍牧師葉納青（Ferdinand Genahr），讓他們在葉牧師在惠州所辦的傳道學校讀書。但在教學過程中，葉納青發現王煜初表現得比較愚惰，讀不進書，於是把他交還給給王元深牧師。王元深決意把王煜初送出去學做木匠，將來也好謀生。但王煜初死活不從，王元深只好把他送到禮賢會另外一個牧師公孫惠那裏做侍伇。侍伇的工作非常辛苦，王煜初終於感悟到生活之艱辛，立志要讀書上進。於是自己回到葉納青牧師處請求回到傳道學校讀書。葉納青開始並不同意，在他再三懇求下才重新收納他。王煜初果然今非昔比，日夜苦讀，成績很快名列前茅，在神學和國學上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866年，王煜初畢業，成爲禮賢會的傳道人，在虎門和新會兩地傳講福音。因其傳道非常勤奮，於1869年得了嚴重的肺病，在友人的勸說下，到香港信義宗巴陵會的育嬰堂診治，經德國醫師治癒後，又回到虎門繼續宣道工作。

1874年，王煜初肺病復發，再度回到香港養病，受信義宗巴陵會的育嬰堂之邀，接受該育嬰堂的教師一職，教導、培育堂內孤女。在他精心培育及感召下，育嬰堂中很多孤女後來都從事教育工作。

1884年，因其在育嬰堂工作出色，被正式按立爲牧師。就在這一年的冬天，香港倫敦會中的部分華人成立獨立的華人教會----道濟會。因爲缺乏華人牧師，道濟會請求巴陵會的支援。巴陵會遂差派王煜初擔任道濟會的牧師。王煜初接任牧師後，白天出門傳道，晚上在教堂講道，還要拜訪生病的信徒，在各項事上忠心勤奮。孫中山先生在香港求學時，每逢主日，都要到道濟會參加禮拜，聽王煜初講道。

除了熱心傳道外，王煜初還是一個慈善家，注重社會關懷的牧者，積極參加社會公益工作。他和溫清溪等人發起勸誡鴉片社，派代表赴英國國會痛陳鴉片之危害。由於和育嬰堂的淵源，他非常關心那些盲女的命運。1890年，他寫信給德國教會，向德國基督徒陳述中國盲女童的悲慘遭遇，許多德國基督徒婦女受其感召，捐款于九龍土瓜灣興建了心光學院（瞽目院），專爲培養教育盲女童。王煜初在盲女教育事業上功不可沒。

 

王煜初亦擅長於寫作，有許多釋經、辨道、及護教等方面的文字留於後世。他於1902年辭世，享年六十歲，葬于香港薄扶林公墓。

 

何玉泉

何玉泉(1805-1885年)，早年信奉儒家，51歲時皈依基督教，在香港倫敦傳道會領洗。他曾在《萬國公報》發表文章，並參與關於「聖號論」的爭論(註)。

註：《萬國公報》是中國近代歷史上著名的出版物，這份由美國傳教士創辦的漢語刊物，在傳播宗教、介紹西學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877年7月21日，《公報》第四百四十八卷發表刊物編者的徵文告示，希望讀者就基督教之神的聖號在中文中應該翻譯為“上帝”還是“神”這一問題進行討論，由此引起了一場聖號翻譯之爭，中國的基督教信徒紛紛撰寫文章，各抒己見，整個討論持續了一年之久，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萬國公報》從1877年的四百四十八卷開始到翌年的四百九十五卷結束，共發表相關爭論文章60余篇（包括《公報》編者的評論）

 

《萬國公報》上的這場辯論最后不了了之，非但沒有解決“神”和“上帝”之爭，沒有將對問題的探討推向深入和清晰，反而進一步激化了分歧，讓問題變得越發纏夾不清，完全沒有達到《萬國公報》主編林樂知的初衷，以致于過了好幾年，1881年7月16日，雜志主編林樂知在《公報》第648卷上再次發布題為《請問儒書所稱天所稱上帝如何分別》的有獎征文通知，籲請“中華鴻儒碩彥”为解決聖號翻譯這一懸而未決的問題献计献策。問題當然仍然沒有解決，——如前所述，鑒于一種宗教的最高之神的聖號與整個文化語境的密切關聯，聖號翻譯問題其實是一個無法靠單純的學術討論解決的問題。到1919年，在華各派傳教士聯合翻譯的新版《聖經》譯本，終于在“上帝”和“神”之間達成妥協，同時保留兩種譯法，於是分別有所謂“上帝版”和“神版”兩個版本的《聖經》行世。從此之後，“聖號之爭”才算大致告一段落，“上帝”與“神”，不在势不两立，而是兼容并存，直到於今，兩者都是和睦共處，相安無事，而當初的紛紛攘攘也就漸漸被人淡忘了。


霍靜山牧師

霍靜山是聖士提反堂(註)主任牧師。長女馬霍慶棠，在其夫婿馬應彪於1900年所開設的先施公司任職女售貨員，首開香港女售貨員的先河；她亦是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創會人及第一任會長。

註︰香港聖公會聖士提反堂是當年安立間會（The Anglican Church）最早成立的華人教會，由維多利亞主教施美夫牧師（Bishop George Smith）籌建，於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落成使用。

在旁為其妻之墓，可見由幾位香港富商女胥所立。

在旁為其妻之墓，可見由幾位香港富商女胥所立。

區鳳墀

區鳳墀牧師(1847年－1914年)，本名逢時，字錫桐，號鳳樨，又號穡叟，廣東南海人。1864年何福堂到佛山傳道時與區鳳墀相識，區鳳墀受其影響後開始信仰基督教。翌年前往香港，在倫敦會參與翻譯聖經等工作。1872年，出任倫敦會香港灣仔堂主任。

1883年，孫中山為準備投考香港學校而補習中文，拜區鳳墀為師。在他鼓勵下孫中山受洗成為基督徒，後來他還為孫改名為「逸仙」。1889年，他赴德國出任柏林大學中國語文教授。回港後，曾任道濟會堂長老、香港華民政務司團總書記。1899年時，協助陳少白創辦《中國日報》。退休後，還擔任基督教青年會幹事、聖士提反書院漢文總教席、廣華醫院監理(據丁新豹博士的說法是香港政府把區「空降」落廣華，求職信是上任後才補交)等。醫院門前有一對氣勢磅礡的對聯：

憫蒼黎火熱水深喚我國魂起四百兆同胞痼疾

合中外良醫妙藥仗君佛手拯二十紀世界沉疴

丁博士認為，大概只有區鳳墀才能寫出這樣的一對對聯。

 

張祝齡牧師

張祝齡牧師(1877-1961年)，1908年就任道濟會堂主任，1912年被按立為牧師，1950年退休。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前，香港一些年長的牧師，是很少有英文名字的。但從張祝齡牧師一本1959年的日記所見，在背頁署有Charlie Cheung的英文字，可見張祝齡牧師的英文名是Charlie Cheung。據所知張牧師是於一九零八年到道濟會堂任職，以其任事魄力，於1926年興建合一堂落成，時至一九五零年退休，並獲委任為顧問牧師，前後有十一年之久，於1961年3月1日主懷安息，享齡85歲，隨即於1961年3月4日安葬香港薄扶林道基督教墳場。

張祝齡牧師初抵香港道濟會堂之時，香港有所謂「九大公會」（不久祇得七大公會），因他在道濟會堂任職，以他才華出眾，父親張聲和亦是港中名牧，所以他在省港澳三地已享名聲。而張祝齡牧師之受信徒尊敬，與他信仰生活和牧養工作是不可分開的，他亦曾講述自己的經驗去勉勵信徒。他是一位早起守晨更（按即靈修）的人，依次序專研新舊聖經，每讀一章，亦多參考註釋，周而復始，從不間斷。又說祈禱要有寧靜的心，對上帝表明自己的心聲，「感謝主恩，禱之，頌之，求之；又為社會、教會、國家、病人、弱者、初信者禱之；又可求及家庭與個人，公與私之事，列出目前而代祈禱」。對於自己的生活，時作反思檢討，即或昨日所做的事是否合理，或是否與人有益？是否榮神？至於「今日工作又當如何處理？教會、社會風氣應如何改良？對教友，對他人，當如何應付？逐件默想，而知己力薄弱，求主相助，賜予智慧能力」。張祝齡牧師日中生活喜歡讀書、閱報，每日寫日記，處事待人要守時。

張牧師每多在禮拜一預備下主日的講章，定題目，又從報紙和書本取資料，事例要貼切。與外界人交往宜慎言。對貧苦會友多加體諒，予以資助；勿有輕忽態度，對富人勿作諂媚、巴結和奉承的態度。對老弱和病人多用聖經勉勵，切切為之代禱，甚而談論詼諧興趣之事，使之忘記痛苦。

 

汪彼得牧師

汪彼得牧師(25.7.1913-15.5.1984)。青年時在便以利會逢著名中國佈道人宋尚節博士佈道，在佈道會中決志獻身事奉，日後得叱生書院宗教主任佘光棠鼓勵，入讀山東滕縣華北神學院。1957年汪彼得牧師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聘任為總幹事，並任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桂華山中學、基華小學等多間學校的總校監。他更擔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多年(1980-83)。

汪彼得牧師在1966年發表的文件《本區會十年發展計劃》中說明：「透過學校傳道服務，接觸的面比較專靠一間聖堂為廣，全體教師學生和家長均為傳道對象⋯⋯我們並不強求入教人數增加，但求擴大影響，主要目的在乎透過學校栽培青年成為良好公民⋯⋯」。

當時正值難民和貧窮問題熾熱，他認為人民有工作機會，又有技術去工作，就可以擺脫貧窮，過更好的生活。於是在1960年汪牧師就着力籌畫工業教育，嘗試為學識不高，又未能就業的青少年提供三年制的知識與技能並重的實用中學課程，使青少年於中三結業後能入工廠實習，成為技工，配合當時工商業漸趨蓬勃的社會需要，也可解決就業問題。經兩年艱辛籌備和建築，1963年「基協實用中學」正式開課，首任校長為施德禮先生(Mr Ray Sedler)，收錄學生七百多人，大部分來自黃大仙徙置區，校方更積極為畢業生找尋工作出路，的確為當時青少年打造人生路向，亦促使教育局對實用中學的關注，也促成相類似工業中學的發展，1978年基協實用中學改為五年制的工業中學。

有見新界區青少年的需要，1969年在粉嶺建立「基新工業中學」，栽培青少年。1972年又在橫頭磡創立「扶輪職業先修學校」，為本港首間全資助的職業先修學校。

他在任總幹事期間曾捲入｢文憑教師薪酬運動｣。由於香港政府在1970年宣佈委任一個薪俸調查委員會，負責檢討公務員薪級架構和薪俸制度，但港府未及薪委會召開，便在1971年2月24日率先宣佈調整教師和護士的薪級制度。而當中新入職文憑教師的起薪點遭到調低，而原來的薪級架構也有不少變動，觸發了文憑教師薪酬運動。三家教育學院的學生會除了先後發動學生靜坐和罷課等抗議行動外，又聯同公務員團體與港府展開談判，但談判一直處於膠着狀態。

在1972年7月，籌備當中的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和官校非學位教師職工會等13個教育人員團體在中環發起遊行，反對新的薪級架構，但政府仍然不為所動，而雙方談判更在同年8月正式宣告破裂。雖然港府宣佈為以示公正，決定重新委任屬於薪委會成員的莫勤、羅桂祥及李福和三名獨立人士，再召開一個名為「莫勤工作小組」(Morgan Working Group)的薪俸調查委員會工作小組，專門研究文憑教師的問題，然而，工作小組報告的建議與港府提出的方案差別不大，令文憑教師感到失望。莫勤工作小組報告向外公佈後，華員會和香港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先後在1973年2月21日和2月25日召開文憑教師大會，均以大比數投票通過策動教師罷工。麥理浩為免事情惡化，於是派出時任新聞司姬達與代表文憑教師的教協核心成員司徒華私下磋商。而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徐誠斌、聖公會港澳教區主教白約翰會督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汪彼得也介入其中參與調停。

1973年4月12日白約翰、徐誠斌、汪彼得三人發表聯合聲明，表示他們曾接觸教師與政府方面的人員，感到兩方面的分歧，並不如乍看那麼深。在薪金問題的爭執中，若干因素他們應該加以更周詳的研究並籲請教師與政府與他們合作，讓他們重新研究薪水問題之癥結所在。

幾經磋商，港府最終讓步，港府提出的文憑教師薪方案比之前所有方案都要優厚，因而獲得絕大部份文憑教師的正面回應，從而避免第三輪罷工的舉行。

 

汪彼得牧師死後，中華基督教會設立汪彼得牧師紀念獎學金。

簡達才

簡達才是新會木江房恒盛金舖創辦人，他在1933-1934年東華三院癸酉年董事局首總理。他是聖公會會友。聖士提反堂於1904年成立堂議會，林護和簡達才、李維楨、鄧次權、黃朗卿、吳天保、鍾有德（按為現任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主席鍾嘉樂牧師之祖父）、蘇禮全獲選為第一屆堂會值理。

 

聖馬利亞堂原是座小禮拜堂。1934年何明華主教(Bishop Ronald Owen Hall) 有見東區發展前景，委派李求恩牧師為聖馬利亞堂主任，推進建堂工作。簡達才先生捐款二萬元以興建聖馬利亞堂。隨後委出簡達才、周懷璋、杜澤文、林護、黃森勤、曾紀岳、黃雪卿、楊雲卿等人為建堂委辦，各負募捐責任，預算建築費為六萬元。不到一年籌得一半，於1936年9月12日動工興建，翌年12月23日由何明華、莫壽增兩會督主持開幕大典，於1940年12月20日舉行30周年及獻堂禮。

聖馬利亞堂。

張吉盛

已結業的安樂園東主，開設安樂園餐廳及安樂園糖果餅乾公司。原經營一間餐室，1921年將其改組為有限公司，增加資本，擴大經營，重新改建原餐室鋪位，縮小西餐部，又增加冰室和機製麵包、餅乾。在皇后大道中和上環大馬路開設支店，專售雪糕、汽水、西餅。當時，外國人開的飲冰室以牛奶公司最好；華人開的冰室，則以安樂園為最好，中環、上環、油麻地都有分店，各式雪糕任君選擇，尤以鮮榨橙汁最為可口。

他是香港海面傳道會熱心會友。他曾任香港基督教聯會（即今日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的董事。1927年廣州舉辦培靈研經大會的風聲傳到香港後，於是有楊少泉牙醫、張吉盛等人坐火車上廣州聽培靈研經會，深感有助信徒靈性復興，在返港後即召集一班教會領袖，於翌年舉行港九培靈研經會。第一屆在香港般含道禮賢會堂舉行；其後分別在聖保羅堂、救恩堂、灣仔循道，戰後亦借九龍加士居道循道會、九龍城士他令道浸信會。當九龍城浸信會新堂落成，以教堂容納聚會人數較多，後全改在九龍城浸信會舉行。1953年香港海面傳道會要籌建漁民學校校舍建築費，籌建委員會主席為李求恩，司庫是張吉盛；堂會主席郭旺明，司庫是陳炳。在正月初三初四（即1953年2月16日、17日），在安樂園正舖作賣物會場，而售券收銀處是基督教聯會和香港安樂園。由於安樂園東主是張吉盛，他對海面傳道會工作至為熱誠，所以在安樂園賣物和售券。

 

1962年5月26日(禮拜六)下午三時，在北角健康東街轉上的小山崗上為北角循道學校及北角堂舉行動土典禮，典禮由黃仲凱牧師任主席，黃作牧師報告建校建堂及籌備工作進行以後，恭請張吉盛先生主持動土儀式。

墳場甲段亦有張母之墳，設計與自已的墳相似。

王國璇

王國璇(1888-1974年)為浸信會會友，任先施公司和國民商業儲蓄銀行董事。他亦熱基督教會事務，出任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的董事、香港浸信會聯會主席。他在1916-1917年出任東華三院丙辰年董事局總理。王國璇之妻王湯寵靈是香港浸信會第一任牧師湯傑卿之女。因丈夫出任香港基督教青年會董事，她亦擔任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董事。

1921年12月，國民商業儲蓄銀行創立。翌年正式在港府註冊。該行註冊資本港幣200萬元，分為20萬股，每股10元。以先施公司為法人董事，董事會其他成員還有郭泉、陳少霞、黎海山、歐亮、馬應彪、蔡昌、蔡興、馬永燦、鄺明覺、馬祖容、湯信、黃在明、鄭干生、王國璇等。推馬應彪為監督，王國璇為正司理，陳冠石為副司理，設總行於德輔道中。

1924年，法定資本額擴充至500萬元，又於廣州、漢口、上海、天津、新加坡等地開設分行，澳門、梧州、桂林則設代理處，又在九龍設旺角支行。1940年於雪廠街建新行。

截至1931年12月31日止，已收資本港幣為253.26萬元，各項存款為1039.7957萬元，成為香港頗有實力的華資銀行。

九龍何文田的培正中學得他之協助而得以辦學。他向政府以每方尺七角五分之定價投得九龍何文田窩打老道二萬二千餘方尺的土地，作建築浸信會禮拜堂。惟政府限令於兩年內建築4萬元以上之上蓋，此龐大之款項，一時未易籌集，而逾期限不建上蓋，即由政府沒收。適逢培正中學黃啟明校長來港辦香港分校，聯絡王國璇、林子豐、譚希天。最後由浸信會轉讓所有土地與培正中學，又向政府投買相連後幅之餘地。王、林、譚三位負起籌集資金開辦學校。以學校名義，向國民銀行及嘉華銀行借錢1933 年4月12日下午2時舉行奠基典禮，黃校長由廣州偕同鄺樂生、麥會華、吳寶靈三位主任及中學銀樂隊到港參加典禮。其他嘉賓包括香港教育司史美。王國璇、林子豐、譚希天三人成為香港分校的校董。1933年12月2日舉行學校開幕典禮。

浸會大學設有王國璇先生紀念獎學金。

上圖右方的王文安為其子。

王廣昌

國民商業儲蓄銀行董事之一王國璇先生的父親是王廣昌先生。1899年他與澳洲華僑馬應彪先生、蔡興先生、馬永燦先生、郭標先生、歐彬先生、司徒伯長先生、馬祖容先生；美洲華僑鄭幹生、林敏良、李月林、黃在朝等集資二萬五千元，於翌年在皇后大道開辦中國首間不二價的先施百貨公司。他的網上資料不多，但可以找到一則廣州培正學的報導。該校有一幢王廣昌先生寄宿捨建於1917年，建成於1918年，如今在正門上方的一塊碑石上仍可看到刻著的『王廣昌寄宿捨，民國六年七月一日立』字樣。這棟三層30個房間的宿捨樓，是王國璇先生為紀念培正中學建校30周年，以其父的名字命名捐資興建的學生宿捨。這建築物有趣之處是竹筋樓(即用竹而不是以鋼根混合水泥建屋)，廣州僅存的竹筋混凝土樓房。王國璇先生曾是中日合資的大東銀行的股東，解放前曾與人創辦國民商業儲蓄銀行，是當時廣州比較有名的銀行。

其墓碑由孫文題字，道濟會堂(今天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張祝齡牧師撰寫墓誌。其墓碑左旁是次子王林海之墓碑。

李鼎新

人名有相同，所以觀墓要知故者生卒日期。李鼎新不是清朝海軍將領，亦不是現在的香港循道衛理會牧師。

李鼎新(1864-1907年)，廣東新寧人，少年時赴金山謀生，22歲受浸加入浸信會，1898年回國，定居香港。他熱心教務，得到美國信徒溫善普女士(Mrs Vanderpool)支持，捐獻粵港兩地教會。其中浸信會位於中環卑利街的樓房，便是由李氏及謝榮二人辦理，於1899年購入。1902年他移居旺角上海街，又闢樓下為福音堂。

 

(資料來源︰《此世與他世之間 香港基督教墳場的歷史與文化》88-89頁，邢福增著，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2年10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