昃臣道（Jackson Road），是香港島中西區的一條街道，位於中環香港會及遮打花園以西，香港立法會大樓及皇后像廣場以東，愛丁堡廣場及干諾道中以南，德輔道中以北。昃臣道是填海所得的地皮，平坦路是一條行車馬路，兩旁是行人路。
香港立法會大樓外該段昃臣道成為了立法會停車場，因忘變成私家路。(2011年7月18日拍攝)
昃臣道的南段是露天停車場，有權泊車的車牌號碼是AM、LC等字頭的官方及香港立法會議員車輛。同時該處也經常是指定示威區，見報率不少。
立法會大樓的地址是昃臣道8號。
立法會今年搬新屋，港台有電視節目作一點回顧過去。網址：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name=/legco_review&d=2011-02-10&p=866&e=130319&m=episode
上圖是1890年拍攝，位於皇后大道中的香港會所第一代建築。
香港會創辦於1846年，提供商務及高級飲食服務，會員非富則貴，入會必須經介紹人，也要付出昂貴的入會費、年費及買會所發出的債劵。在殖民地時代，是英國人娛樂及社交的地方。早期曾不准華人進入。 原香港會大廈建於德己笠街與皇后大道中交界。第二代香港會大廈建於1897年，為4層高，是當時其中一座香港最後的文藝復興風格建築物，設計精緻。在日治時期，按照日化政策，香港會所曾經改作為日本俱樂部。 上圖位於昃臣道1號，第二次大戰後拍攝的香港會所(第二代)(The Hong Kong Club)。大廈在1897年落成，因興建地下鐵路在1981年拆卸。之後再重建新大樓。 香港會所外的昃臣道。 (2011年7月18日拍攝) 現在的香港會所大廈在1984年落成啟用，樓高25層，設有8層會所設施，6至25樓為辦公室，由置地公司發展，建築師亨利·施得拿Harry Seidler設計。 香港會所的網址只供會員輸入密碼使用，外人不知香港會所的事或歷史。
皇后像廣場的昃臣像及香港匯豐銀行總行。
昃臣道是紀念匯豐銀行大班昃臣爵士。昃臣爵士，Bt（Sir Thomas Jackson，1841年6月4日－1915年12月21日），英國19世紀末銀行家，曾任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大班，為該銀行業務發展立下基石。另外，昃臣爵士曾於1884年至1886年出任定例局非官守議員。現時香港立法會大樓及香港滙豐總行大廈對出的皇后像廣場，仍放有一座昃臣爵士銅像，以作紀念。
昃臣在1841年6月4日出生於愛爾蘭的利特里姆郡卡里加侖（Carrigallen）。祖上幾代在克羅麥里（Crossmaglen）阿爾馬鎮（Armagh town）以南的鄂格（Urker）擁有一座家族宅第和一片農場，而那裡也是昃臣童年時的居所。昃臣的家族信奉長老教會，他的父親名叫大衞·昃臣（David Jackson，1814年2月4日－1899年11月11日），在當地任職教師，而母親則名叫伊萊扎·奧利弗（Eliza Oliver，c.1814年－c.1903年）。
昃臣早年入讀位於都柏林市郊卡索諾科（Castleknock）的摩根學校（Morgan School），後來在1860年投身銀行業，加入愛爾蘭銀行的貝爾法斯特分行，到1864年，昃臣接受了一份為期3年的差事，就是受僱於呵加喇馬士打文銀行（Agra & Masterman's Bank Ltd），前往位於遠東的分行任職文員。
昃臣抵達香港以後在呵加喇馬士打文銀行工作，可是不久在1866年，該銀行卻因為全球性金融風暴倒閉。於是昃臣在1866年8月6日轉職到以香港為基地，新創設於1865年3月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昃臣在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受到了重用，在第一年，他先被派到漢口擔任代理人，不久又轉到上海分行出任會計員。在上海工作了4年後，昃臣獲公司改派到日本橫濱出任分行經理。橫濱在1861年只居住了約50名英國人，而他上任經理的時候，亦只有約400名僑民居於當地。在橫濱工作了兩年後，公司又在1872年提議讓他到上海分行出任經理。雖然上海分行經理是一份條件優厚的要職，但由於昃臣認為橫濱分行仍需要他而加以拒絕。在橫濱工作期間，滙豐又在大阪增設分行，以配合在當地新開辦鑄幣廠。昃臣於是藉此機會向當地的商人發售債券，又着力和鑄幣廠建立友好的關係。
在1874年，昃臣不再於橫濱分行任職。到1876年，他獲委任為總行的代理經理，一年後正式出任司理，這時他才年僅36歲，可見公司對他的辦事能力極為重視。其實，昃臣上任代理經理的時候，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正受經濟不景等因素所困擾，銀行的淨收入亦僅約100萬元。為了解決銀行不景氣的問題，他於1877年在新加坡開設了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分行。新加坡自從蘇伊士運河在1869年開通以後，成為了一大貿易樞紐，所以在那裡開設分行為銀行帶來了很大收益。在1884年至1886年，昃臣在香港總商會會員互選下，以滙豐銀行代表的身份當選定例局非官守議員，備受重視。
另一方面，昃臣任內又主動改變以往和渣甸洋行的競爭關係，極力與之建立夥伴關係，以一同合作。為此，昃臣主動邀請渣甸的大班加入滙豐的董事局出任董事。到後來，當清廷和英國合作與建九廣鐵路的時候，渣甸就負責承建，而滙豐則負責提供財政支援。兩者的合作為滙豐帶來很大的利益，甚至有充足的資金去籌建新的總部大樓。
在貨幣政策上，由於清朝當時是以白銀作為貿易貨幣，因此昃臣選擇以極大量的白銀作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的儲備。然後以龐大的儲備進行各種的借貸服務。由於他的其他對手都沒有如此豐厚的白銀儲備，所以難以進行競爭。到後來，清廷為了防範俄羅斯和日本，積極推動洋務運動。但建設現代化的軍事需要大筆金錢，於是清廷亦選擇向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借貸。清廷對滙豐的倚賴，某程度上造就了中英在1898年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予英國99年。到昃臣擔任司理的晚期，又決定改以英鎊作為貿易貨幣，從而鞏固了港元的實力。
綜合而言，昃臣主掌滙豐的時候，富策略性地儲備白銀，從而使業務大幅增長，結果使他得到了「幸運昃臣」（Lucky Jackson）的稱號。不過，其實昃臣的管治原則也是算審慎的，他任內新設分行的增長率不算高，而管理開支也相較於其他銀行為低。
昃臣爵士於1902年5月退休，滙豐為答謝他多年貢獻，特別向他發放高達100,000英鎊的酬金，並且委任他為公司於倫敦的委員會主席，年薪為1,500英鎊。這些酬勞水平相等於英屬印度一個邦總督的薪酬。
昃臣爵士晚年退居於英格蘭艾塞克斯郡的斯坦斯特宅第（Stansted House），但仍時常探望愛爾蘭的家鄉。他最後在1915年12月21日卒於倫敦慈愛教堂街（Gracechurch Street）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辦事處內，享年74歲，遺體隨後在12月24日在艾塞克斯郡斯坦斯特落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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